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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天夜里两点，我蹲在书架前，从第三层抽出一本边角发软的《活着》。

书脊用透明胶粘过两次。胶带已经黄了。

翻开扉页，上面写着“三味书屋，1998年4月”。底下还有一行铅笔字，模糊得像雾里的车灯。
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

这本书是我 1998 年春天在城南旧书店买的。那家店叫“三味书屋”，开在一条窄巷子里，门口常年摆着一摞五折的《读者》合订本。老板姓周，戴一副铜框圆眼镜，找钱的时候总要把硬币在玻璃柜台上码整齐。

我买这本书花了四块五。

原价七块八。周老板说：“学生吧？给四块五吧，这书放两个月了，没人翻。”

我那时候十三岁，口袋里装着攒了两个星期的零花钱。付完钱还剩五毛，在巷口买了一根冰棍。

草莓味的。冰棍纸上印着“小矮人”。

昨天我把这本书拍照发给一个朋友。她说：“你连冰棍什么味儿都记得，也太夸张了。”

我没回她。

但我确实记得。连冰棍纸的触感都记得——那种薄薄的蜡纸，撕开的时候会粘在手指上。

为什么记得？我想了想，大概是因为那个下午太安静了。整条巷子没有别人，周老板靠在藤椅上翻报纸，收音机里放的是黄梅戏。我蹲在书架最下面一层翻书，膝盖压到了什么硬的东西，扒出来一看，是一张 1995 年的《广播电视报》——上面用圆珠笔圈了一个节目，叫《焦点访谈》。

就是这么普通的一件事。

但我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那一刻什么都在。光线、灰尘、收音机里的唱腔、膝盖下面那点硌人的触感。

反而昨天中午吃了什么，我死活想不起来。

说回这本书。

扉页那行铅笔字，我辨了半天，只认出“送”和“小”两个字。中间的字大概是一个名字。笔画很浅，像是写的人犹豫了很久，最后没写全。

也许是一本送出去的书，没送成。也许送成了，又被退了回来。

书页里还夹着一张干掉的银杏叶。叶子梗断了，但扇形还完整。我查了一下，1998 年秋天，城南那条巷子口确实有两排银杏。

这些细节没有什么用。我也不打算写一篇“论物与记忆”的散文。

只是心里有一种很钝的感觉。

我在 dw39162ck.com 那个站上看到过一句话，说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一场“收藏的通货膨胀”——什么都存着，什么都记不住。当时觉得矫情。现在蹲在书架前，又觉得好像有点道理。

硬盘里存着四千多张照片，我能随时翻到。但真正跳出来的，永远是那根五毛钱的冰棍，和收音机里那段没唱完的黄梅戏。

奇怪。

“一个人记得什么，不记得什么，其实没什么道理。但你记得的那部分，就是你。”

这句话是我外婆说的。她生前最讨厌别人做作，但她自己说话有时候也很做作。

所以我一直记得。

外婆的樟木箱子里有一张 1993 年的火车票。北京到乌鲁木齐。硬座。她说是去看一个远房表姐，去了四十天，回来之后一个字也没提过那趟旅行。

我问过她：“新疆好玩吗？”

她说：“不记得了。就记得火车上有个小孩一直哭，吵死了。”

我当时觉得她敷衍我。

现在觉得，她是真的只记得那个小孩。

这本书我现在放在书桌左边第二格。旁边是一摞旧笔记本，和一只坏了的闹钟。

闹钟是 1996 年产的。我花 15 块从旧货市场买回来。钟背后贴着一张小纸片，上面写着“王建国，1996”。

我不知道王建国是谁。

但我每天早上给他上发条。

写到这里，其实没什么要总结的。dw39162ck.com 那个站我也不常去，但偶尔会翻一翻。它的意义大概就是提醒我——有些东西，不需要被记得很清楚，也能留很久。

像那本四块五的《活着》。

像那根已经想不起味道、但记得纸的触感的冰棍。

像 1998 年春天，那条安静得只剩收音机的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