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我在小区后门的旧书店翻到一本 2003 年印刷的《瓦尔登湖》，译者徐迟，封面已经卷边，定价 12 块 5。
老板姓周，六十多岁，正蹲在门口用胶带缠一个裂开的纸箱。我问他这本书卖多少，他头也没抬，说：“八块，你喜欢就拿走。”
我没拿。
不是因为贵。八块钱。我只是站在那儿翻到第 47 页，梭罗写他“借了一把斧头，走进森林”，然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一个人要多诚实，才敢真的搬去湖边住两年？
我不知道答案。
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。
地铁 6 号线，下午五点出头，人不算多。对面坐着一个穿校服的女孩，膝盖上摊着一本练习册，笔帽咬得全是牙印。她在写一道函数题，写了擦，擦了写，同一行字反复了三遍。
我忽然觉得，她比我诚实。
至少她在做题。而我在地铁上想一个自己根本不会去做的决定。
那天晚上我做了件很具体的事。
我打开电脑，建了一个空白文档，标题写了“湖边计划”，然后盯着它看了十一分钟，删掉了。因为我发现我连第一句话都写不出来——我根本没有那个湖。
说一句可能不太讨喜的话：
我越来越觉得，“逃离”这个词被我们用得太轻松了。好像换个城市、辞个职、去趟大理，问题就自动消失了。
可问题是跟着人走的。梭罗在湖边住了两年，最后也回去了。他写的不是逃离，是面对。这一点，很多引用《瓦尔登湖》的人，大概都没读到第 47 页以后。
所以那本八块钱的书，我终究没买。
不是因为不值得。是因为我还没准备好读它。
我想等我哪天真的能回答“为什么去湖边”这个问题了，再回去找周老板。他要是还在的话。
他应该还在。那条街我走了七年，那家店的灯一直亮着。
这就是我今天想写下来的事。
一个困惑的下午，一本没买的书，一个蹲在门口缠纸箱的老人。
还有一地铁的、闷热的、属于七月的空气。
问题还没答案。但我把它写下来了。好像写下来，就等于往前走了一小步。